医患关系紧张，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全国如此，南京如此。其中，最令医院头疼的，又数医疗纠纷。 

    本组报道中，我们讲述了一个深深感动南京鼓楼医院所有医务人员的故事，请医疗界多名专家叙说了他们的心声，谈论了他们的观点。本次报道并未请矛盾的另一方――患者谈他们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组完整的报道。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此前有不少患者已通过多种途径，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此次报道中，我们把主要篇幅给予了矛盾中相对沉默的另一方――广大医务人员。

    叙说，是为了增进了解；充分了解，是良好沟通的前提；而良好的沟通，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保障。医患关系日趋和谐，医疗纠纷日趋减少，是我们的期待！

    老人术前悄悄给家人留言――“万一手术失败，你们别和医院闹”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４日上午１０点，鼓楼医院心胸外科病区。６６岁的孔令健老人在女儿的陪同下，第三次来进行身体复查。半年多前，他在这里接受过心脏手术。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详细看了他的复查结果――一切正常。详细地提醒了一些生活注意事项后，王东进起身目送着孔老消失在门诊的楼梯口。来鼓楼医院心胸外科当主任已经６年，每年接诊的患者数以千计，但王东进说，孔令健是一位最特殊的患者，没有任何一个患者从心底里给过他如此深深的感动。

    这份感动源于一封信。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夜里，孔令健因心脏病突发昏迷，从鼓楼医院急诊中心被急救后，又迅速转进该院心胸外科。急救后的孔令健虽然苏醒了，但医院造影检查发现，他心脏上有三根大动脉严重堵塞。

    “一开始，考虑到老人有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医院建议他在心内科接受创伤小的介入手术，这样对老人风险小。但就在心内科准备好一切手续，打算实施手术时，专家们又犹豫了，因为从造影看，如此严重的血管堵塞，即使这次介入手术很顺利，不出半年，仍然极有可能再次堵塞。那么，患者这次几万元的手术费打了水漂不说，到时仍然可能性命难保。”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心胸外科护士长陈扬说。

    经过再次紧急会诊，专家们提出了最适合老人的治疗方法――接受心胸外科开胸手术，进行心脏搭桥。这个治疗方法对患者来说很好，但对心胸外科来说，无疑是接到了一个“烫手山芋”：对身体状况较好的年轻人实施这样的大型心脏手术，尚冒很大风险，更何况是一名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基础病的老人。如果手术时老人因为高血压，血流不止，再也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虽然临床经验丰富，但面对这样的高风险病人，对医患关系紧张深有感触的王东进还是犹豫了。可是如果自己不接手，老人还能怎么办呢？真的就让他等死吗？

    当月３０日清晨５点，带着复杂的心情，王东进走进了手术室，开始准备冒险为老人做手术。就在大家为老人脱下衣服，准备打麻醉时，躺在手术台上的老人突然举起胳膊，用手指了指自己放在一边的上衣。担任手术助手的陈扬以为老人指自己的口袋里有贵重物品，就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会帮你收好的。”老人摇了摇手，又指了指衣服。

    陈扬按他的示意，将衣服拿过来递给了老人。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写满了字的纸，递给了王东进。王东进疑惑地接过了纸。他再也没想到，这位近来无法说话的老人，不知什么时候在病房里竟悄悄写下了这样一封信，并按下了鲜红的手指印：“敬爱的鼓楼医院党委：我是新疆喀什地区物资局的退休干部、共产党员，因患病由心胸外科做搭桥手术，由王东进主任给我主刀。我对这次手术有一万个放心，因为我相信王主任的高超技术。但退一万步讲，假如我有意外，在手术中死亡，我不怪任何人。因为我知道医学本来就是一项冒险的事业，技术再高，也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这次我重病，王主任愿意放下（原文如此――编者注）自己的声誉，担当高风险为我手术，我已经非常感激。所以万一我手术失败了，请党委领导将我这封信转给我的老伴、孩子，告诉他们不要悲伤，更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和医院闹成任何的不愉快……”

    孔令健大概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封简短的信件，竟然受到了院方莫大的关注。随着手术的结束，他的信也从手术室被传到了病区，又传到了监护室，从心脏外科传到了心脏内科、麻醉科和其他多个科室，最后被送到医院党办留存。

    前天，已康复如昔的孔令健在南京文体西村小区的女儿家接受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整个住院期间，不管自己是在监护室还是在病房，周围的医护人员都对他格外关照。在监护室，一名年轻护士每天笑呵呵地为他擦洗身体，帮他接大小便，他很不好意思，可是那名护士说：“您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为您做任何事情都是乐意的。”

    “我们每年都能收到上百封出院病人的感谢信，但从未收到像孔老这样的术前留言，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封信后，都为之动容，如此信任医护人员、理解医学特殊性的病人，现在实在太少了！”鼓楼医院党办主任王斯瑶说。

    临床医生们――“我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

    也许随便找一名医生聊一聊就能明白，孔令健老人的那封信，为什么能感动整个鼓楼医院。

    “我们就是太缺少理解我们的病人了！”几乎每一名接受采访的临床医生，说起目前的医患关系，说起自己的执业环境和职业地位，都难抑激动。

    “我从医三十多年，也在国外学习过，深感当下内地的医患关系确实紧张！”中大医院放疗科主任李苏宜一提起这个话题，满脸涨红。他透露，他刚从一场医疗纠纷中“劫后余生”。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每天担负重荷，经常一台手术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辛苦是可以承受的，不能承受的是每天胆战心惊的状态。生怕自己哪里不小心，给患者落下把柄，留下后患。”鼓楼医院心内科主任徐标言语激动。徐标说，去年底他接到一名急性心梗患者，送来时已命悬一线。他二话没说，就采取了一系列急救措施，最终帮患者挽回了性命。但结账时，患者家属发现抢救药物中有一种药是自费药，不能从医保中报销。家属就和他理论，问他为什么用药前不商量？结果这几千块钱的药最后只好科室承担了，他本人也被扣了奖金。

    “很多病人来医院看病，就是带着怀疑的心态来的。最近几年，带着录音笔、摄像头来就诊的病人屡见不鲜，那种架势，就是让你感觉他们随时准备和你打官司，你给他看病，不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市第一医院骨科老专家沈海琪也认为，现在的医患关系，让他这个做了几十年医生的人，有点寒心。

    沈海琪说，前不久他遇到过一名患者，住院期间身边随时备有纸笔，每天护士给自己打了什么针，用了什么药，医生和他说了什么话，那名患者都详细地记录“在案”。

    “大概从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医患关系开始逐渐紧张起来的，尤其是到了２０００年以后，双方心中的沟壑逐渐加深，互相不信任感增强，聚众性砸医院、将尸体停在医院门口等恶性医疗纠纷开始频繁出现。”负责处理医院医患关系的鼓楼医院副院长韩光曙说，在综合性大医院中，该院的医患纠纷并不算多，但现在他日常三分之一的精力仍用在处理各种医患矛盾上。

    一位医生坦言面对患者有时内心矛盾――“救还是不救，救还是不救？”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对疾病进行正确诊断和治疗的基础。医患关系紧张，说到底，最终伤害的是患者的利益。”南京医师协会会长何忠正说。

    “本来对输血患者，我们只要确认血液中心的供血安全就可以了，但现在为了防止日后在医患官司中‘举证倒置’，所有医院都要求受术者在手术前必须查肝功能、艾滋病、梅毒；一次检查费用２００多元，一家大的三甲医院每年的手术量少说也有近万台，整个南京，共有三甲医院十来家，仅这一项检查，要增加患者多少费用？”何忠正说，这还只是众多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而设置的多余检查中的一项，其他还有更多纯粹因为医生要为自己的诊断留下证据而不得不向病人开的各种检查，在患者中更是家常便饭。

    徐标则认为，除了增加经济负担外，很多患者在不信任的医患关系中，甚至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让我很痛心的是去年春节夜里，当夜我连续接到４个急性心血管堵塞病人，其中３名患者家属立即采取了我们的建议，让患者接受了急救手术，渡过了难关，但剩下一名患者家属一听说要手术放支架，第一句话就反问我们‘你们这样急着放支架，就是想多拿些回扣吧？’后来我们只好放弃手术方案，改用传统药物治疗，但这名患者当天夜里就去世了。我们很清楚手术对于这种急性心脏病人的意义，但那种情况下，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徐标面露无奈。

    “紧张的医患关系对患者还有更长远的不利影响。它挫伤了众多医生的执业热情，尤其是挫伤了他们在临床上的勇敢精神，已经严重阻碍了临床医学的发展。”王东进说。他表示，临床医学是医生从众多病人的诊治中积累的经验。要想使医生的临床技术获得质的进步，就必须不断以新的治疗方法去探索疾病治疗的新领域，但现在这种紧张的医患关系，无法给临床医生的勇敢精神提供支持。

    王东进举例说，对于严重的胸部主动脉瘤患者，如果不手术，死亡率是１００％；如果手术，现在的技术水平导致的死亡率也高达２５％―６０％。“所以每次接到这样的患者，作为一名医生，我都希望义无返顾地为他们手术，但一想到如果失败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医疗纠纷，我就要进行痛苦的自我内心折磨，需要一遍遍问自己：救还是不救，救还是不救？”

    沈海琪则认为，对医学失去了积极的探索精神，这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可怕的。

    市卫生局局长陈天明――“我看到了医患关系缓和的曙光”

    “我觉得对医患关系不要太悲观。前几年，医患关系确实跌到了一个谷底，但这两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已出现缓和的迹象，我看到了曙光。”市卫生局局长陈天明说。

    陈天明表示，实际上，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各相关的基层政府部门、医院、媒体、患者都在反思，“因为大家都已经感觉到医患关系紧张，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大家必须更冷静、更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他介绍，前不久中央召开会议研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其中就重点提出要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并且提出要尊重医学科学，尊重医务人员，要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他认为中央政府的积极引导会使公众逐渐消除对医疗行业的偏见。

    另外，这几年尤其近两年，国家不断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花大力气逐渐建立普遍覆盖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这些缓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举措，将会从根本上改善医患关系。他相信随着我国今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老百姓承受的看病压力会逐渐减小，医患矛盾自然也会相应减少。

    陈天明说：“我看网上报道说，上海去年的医疗纠纷已经下降了１１％，从南京来看，情况也不错。前几年南京医疗机构中恶性医疗纠纷每年都有十多起，有时甚至一天都有两三起，但去年一共才发生４起，今年到目前，我市医疗卫生系统尚未发生一起重大的恶性医疗纠纷，和前些年的同期相比，这非常难得。”他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在国内医患关系整体走向缓和的大背景下，南京地区的患者对医疗行业的认识也正趋向冷静和理智；另一方面也反映近年来，我市实施的惠民医疗、药房托管、检查单同城互认等系列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举措，对于医患关系的改善已初见成效。

    南京大学社会学专家顾海说：“医患关系的恶化是各种复杂原因导致的，它的缓和也不能仅靠某一方的努力实现。我相信，只要整个社会都有意识参与进来，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在全国其他地方，像孔令健和他的医生那样的和谐医患关系会越来越普遍。”

    讲理讲法才有和谐医患关系根生

    今天本报这组报道在引发人们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在这组报道中，患者孔令健老人所作所为确实很感人。这件事更启示我们：建立和谐医患关系需要从多方面努力，最基本一条则是讲理讲法。从患者方面看，讲理就是要尊重医学科学，理解医务人员；讲法就是要有法治意识，做守法公民。孔令健老人一句“万一手术失败，你们别和医院闹”，已把这些意思包含其中了。

    “医闹”如今已成了一种现象。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头盔秀”接二连三出现。在深圳某医院，不少医生护士就头戴钢盔坐诊。又有消息称，在镇江一家医院，护士被病人恐吓辱骂后长期失眠而不得不调离岗位，医生被恐吓打骂后躲起来不敢见人，不堪“医闹”，医生和护士向医院申请戴头盔佩警棍上班。如此这般，医患关系恐怕只能越来越对立。

    谈到医患关系紧张，不少人总是怪“患者权利缺乏保障、医疗乱收费和医生失德”，等等。这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即便这样，我们就该选择“医闹”吗？如今是法治社会，表达愤怒也好，维护权益也好，都应讲理讲法。其实，我们也该冷静听听医生们怎么说。事实表明，有些患者之所以会采取过激行为，往往也源于自己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源于“疑心病”已经先入为主。假如大家都像孔令健老人那般理智和明智，“医闹”就不会发生，医患关系定会一天比一天和谐。

    患者花钱去医院看病，医生提供治疗服务，实质是一种交易行为。由于医患信息天然不对称，这就需要有“第三方”来确保患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即由有关部门介入医患交易，建立医患勾通平台，建立调解机制，设立公正机构进行事故调查，等等。换句话说，我们还应借助制度设计使患者更愿意讲理讲法。

    医患关系紧张，患者生命权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医学事业也难以更好发展，社会秩序也会受到影响。一言以蔽之，医患关系不和谐，医患双方都是输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讲理不讲法。当然，作为医院和医务人员，也应“把建筑在同胞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做是一种耻辱”，以良好医德和高超医术取信于患者。(倪秀萍)

来源：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