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院推社工部沟通医患
发布时间：0000-00-00 00:00:00
保障患者知情权，破解医患关系难题
“孕妇死亡事件”发生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使医患关系讨论再次走进人们的日常话题之中。在本报记者围绕医患关系的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解决医患矛盾，在成立了医患关系办公室之后，今年年初，协和医院又成立了社会工作部来加强医务人员与患者间的沟通。据介绍，卫生主管部门也对此展开了专题调研。
现状调查
●手术同意单考验承受力
如果时间能倒流，在同仁医院的候诊大厅里，来自山西运城，今年30岁的李国清决不会买那份北京的报纸来打发时光。因为那份报纸的一篇报道，他刚刚和妻子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交谈，更重要的是他还开始更担心一件事――自己5岁的儿子李朝鸽的白内障手术。惹李国清夫妇发生口角的是一篇孕妇死亡的报道。现在，李国清也面临着一个和那个事件中惹众人咒骂的男子一样的问题，在自己亲人的“手术同意单”上签字。
目前，李国清已经交了手术预交押金。与此同时，他还领到一张“北京同仁医院白内障专科手术同意单”，并需要在上面签字。他和妻子的矛盾就源于此。在这张手术同意单上，第一句话是：“我知道做此种手术存在以下危险性和可能性……”而接下来的表述，更让他们紧张。
李国清的妻子很担心签字后，那些白纸黑字、有些术语自己甚至都看不懂的后果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儿子头上。在这一点上，李国清表现得比妻子更有信心些，并不断劝慰妻子。面对“手术同意单”、“眼科超声波检查报告单”等一摞纸张上的“玻璃体、晶状体、后囊浑浊……”等密密麻麻的术语，李国清表示，此前儿子已经做过一次手术，有些地方，他还能看得懂的。与医院打交道的几天里，李国清表示，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也很有耐心。耳闻中的“红包”、“紧张的医患关系”并没有走进他的视野。
●多数患者送红包“随大流”
据了解，2006年6月，北京医科大学曾经在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医患关系现状及对策研究》的问卷调查。
问卷显示，在医患关系紧张的责任问题上，医生方面，认为主要责任在政府的，占58%；患者方面，认为主要责任在医患双方的，占47%。在就医过程中医患关系调查中，64%的医生表示在工作中受到过患者或其家属的辱骂和人身攻击；70%的患者方表示在就医时没有受到过医务人员的不尊重对待。调查结果还显示，红包基本上都是患者主动送或随大流送的，医生暗示所占的比例仅占1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李新萍表示，“应该说，在送红包问题上，整个社会环境、医患双方都应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医务人员，肯定是不公平的。”
●毕业生体检钻“红包空子”
目前正值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高峰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毕业生供大于求现象不断增强，今年用人单位多实行“差额体检”，即在公布录用结果前体检，之后再公布录用结果。因此许多毕业生在用人单位公布体检单位后，纷纷开始托关系送红包以防意外。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航天桥附近的某医院。体检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有些用人单位的体检中，仅心跳速度过快一项，就能淘汰一半毕业生。“向医生送红包，少则一千，多则两三千元。”李医生无奈地告诉记者，学生还没工作，他们哪来的钱。“我的许多同事都有过受托的经历，这些学生似乎将红包当作是救命稻草，如果医生不收下，他们就会死缠滥打，直到医生收下他们才能安心。” 晨报记者 王猛
●医疗费用最易引发纠纷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和仁和医院，是大兴区规模最大医疗设备最先进的两家医院。大兴区人民医院宣传科的杨主任表示，医患矛盾的产生主要问题是在费用方面。由于认为医疗费用过高，患者常“发脾气”、“抱怨”，为医患纠纷发生埋下了伏笔。但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不是医院所制定的，其中的冤枉也是有的。
“也有因为看病着急而产生的矛盾。”杨主任说。在前不久，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发烧的孩子来医院就诊，由于当天的患者较多，不得不排队等候。但爱子心切的夫妻想“加个塞”，就和同来看病的患者发生了口角。随后，在为孩子治疗的过程中辱骂护士，并打了护士一巴掌，见状，医院不得不报警。“某些医护人员的工作方式的确有待改进,为此，医院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她说，在每个治疗科室内，都设有意见箱，并设有信访部门。但同时记者也发现，由于担心引发出不良后果，多数医院的意见箱少人问津。晨报记者 张硕
原因分析
●非盈利性医院要“创收”
北京市的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中心B超室主任、教授张丹代表表示，比起其他国家，我国政府对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公益医院财政拨款的匮乏，导致医院多手术、多收病人入院才能维持生计。“这就导致了非盈利性医院与患者之间形成经济利益关系，而非简单的医患关系。”
同样，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博导向红丁也表示，国家国民经济在增长，但公共卫生投入却越来越少。有些医院公益投入仅仅1%，其他全靠自己创收。相比国外，我国医生的地位与收入都还有差距。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北京有的二级医院，医生工资才1000多元钱。这只能导致医院为创收，多看病人，开大处方。”
张丹代表建议，“医疗机构的改革方向是必须要区别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对非盈利性医疗机构从财政上保障其开支和人员工资，尤其要加大对基层承担公共卫生职能的医疗机构的支持力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孕妇死亡事件”发生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使医患关系讨论再次走进人们的日常话题之中。在本报记者围绕医患关系的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解决医患矛盾，在成立了医患关系办公室之后，今年年初，协和医院又成立了社会工作部来加强医务人员与患者间的沟通。据介绍，卫生主管部门也对此展开了专题调研。
现状调查
●手术同意单考验承受力
如果时间能倒流，在同仁医院的候诊大厅里，来自山西运城，今年30岁的李国清决不会买那份北京的报纸来打发时光。因为那份报纸的一篇报道，他刚刚和妻子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交谈，更重要的是他还开始更担心一件事――自己5岁的儿子李朝鸽的白内障手术。惹李国清夫妇发生口角的是一篇孕妇死亡的报道。现在，李国清也面临着一个和那个事件中惹众人咒骂的男子一样的问题，在自己亲人的“手术同意单”上签字。
目前，李国清已经交了手术预交押金。与此同时，他还领到一张“北京同仁医院白内障专科手术同意单”，并需要在上面签字。他和妻子的矛盾就源于此。在这张手术同意单上，第一句话是：“我知道做此种手术存在以下危险性和可能性……”而接下来的表述，更让他们紧张。
李国清的妻子很担心签字后，那些白纸黑字、有些术语自己甚至都看不懂的后果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儿子头上。在这一点上，李国清表现得比妻子更有信心些，并不断劝慰妻子。面对“手术同意单”、“眼科超声波检查报告单”等一摞纸张上的“玻璃体、晶状体、后囊浑浊……”等密密麻麻的术语，李国清表示，此前儿子已经做过一次手术，有些地方，他还能看得懂的。与医院打交道的几天里，李国清表示，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也很有耐心。耳闻中的“红包”、“紧张的医患关系”并没有走进他的视野。
●多数患者送红包“随大流”
据了解，2006年6月，北京医科大学曾经在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医患关系现状及对策研究》的问卷调查。
问卷显示，在医患关系紧张的责任问题上，医生方面，认为主要责任在政府的，占58%；患者方面，认为主要责任在医患双方的，占47%。在就医过程中医患关系调查中，64%的医生表示在工作中受到过患者或其家属的辱骂和人身攻击；70%的患者方表示在就医时没有受到过医务人员的不尊重对待。调查结果还显示，红包基本上都是患者主动送或随大流送的，医生暗示所占的比例仅占1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李新萍表示，“应该说，在送红包问题上，整个社会环境、医患双方都应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医务人员，肯定是不公平的。”
●毕业生体检钻“红包空子”
目前正值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高峰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毕业生供大于求现象不断增强，今年用人单位多实行“差额体检”，即在公布录用结果前体检，之后再公布录用结果。因此许多毕业生在用人单位公布体检单位后，纷纷开始托关系送红包以防意外。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航天桥附近的某医院。体检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有些用人单位的体检中，仅心跳速度过快一项，就能淘汰一半毕业生。“向医生送红包，少则一千，多则两三千元。”李医生无奈地告诉记者，学生还没工作，他们哪来的钱。“我的许多同事都有过受托的经历，这些学生似乎将红包当作是救命稻草，如果医生不收下，他们就会死缠滥打，直到医生收下他们才能安心。” 晨报记者 王猛
●医疗费用最易引发纠纷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和仁和医院，是大兴区规模最大医疗设备最先进的两家医院。大兴区人民医院宣传科的杨主任表示，医患矛盾的产生主要问题是在费用方面。由于认为医疗费用过高，患者常“发脾气”、“抱怨”，为医患纠纷发生埋下了伏笔。但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不是医院所制定的，其中的冤枉也是有的。
“也有因为看病着急而产生的矛盾。”杨主任说。在前不久，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发烧的孩子来医院就诊，由于当天的患者较多，不得不排队等候。但爱子心切的夫妻想“加个塞”，就和同来看病的患者发生了口角。随后，在为孩子治疗的过程中辱骂护士，并打了护士一巴掌，见状，医院不得不报警。“某些医护人员的工作方式的确有待改进,为此，医院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她说，在每个治疗科室内，都设有意见箱，并设有信访部门。但同时记者也发现，由于担心引发出不良后果，多数医院的意见箱少人问津。晨报记者 张硕
原因分析
●非盈利性医院要“创收”
北京市的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中心B超室主任、教授张丹代表表示，比起其他国家，我国政府对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公益医院财政拨款的匮乏，导致医院多手术、多收病人入院才能维持生计。“这就导致了非盈利性医院与患者之间形成经济利益关系，而非简单的医患关系。”
同样，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博导向红丁也表示，国家国民经济在增长，但公共卫生投入却越来越少。有些医院公益投入仅仅1%，其他全靠自己创收。相比国外，我国医生的地位与收入都还有差距。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北京有的二级医院，医生工资才1000多元钱。这只能导致医院为创收，多看病人，开大处方。”
张丹代表建议，“医疗机构的改革方向是必须要区别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对非盈利性医疗机构从财政上保障其开支和人员工资，尤其要加大对基层承担公共卫生职能的医疗机构的支持力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患者对疗效期望值过高
张丹代表还强调，社会的进步，使患者逐渐提高了个人保护意识，医疗纠纷的比例也在增加。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在成为医疗纠纷被告时，还要为法官提供必要的证据，即所谓的“举证倒置”。而这一后果是，“为了规避以后可能出现的官司纠纷，迫使医方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既要完善必要的检查，还要尽可能实施更多的相关检查，以保证一旦成为被告时，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其结果必然是既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也加大了医患矛盾。”
李卫平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医务行业是在背黑锅。公立医院其实是政府职能的载体和延伸，它不仅要治疗，而且要承担防病、教学和研究。在这个角度上，政府就应该担当更多的宣传功能，指导大众正确就医，宣传日常保健、卫生政策。
同仁医院党支部书记李新萍认为，尽管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患者对医学知识的缺乏和对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专家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一个事实是，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楼大门的右侧，竖立着一块醒目的大布告牌。布告的内容是“卫生部、公安部要求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的通告。该通告的第四条为：“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要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良好医患关系。医患双方发生医疗纠纷时，患者和家属应按法定程序解决医疗纠纷，不得寻衅滋事。”
积极应对
●建议成立专家仲裁委员会
对于此次“孕妇死亡”的事件，同仁医院党办负责人杨敦干也有他的看法。如果仅仅因为患者没有专业知识或者无法自己行使决定权时，就让医生代替行使的话，那么以后医生就有任何理由来侵犯病人的决定权。其实，理性地看，法律如此刻板地设定最终是为了保护患者。
向红丁认为，此次“孕妇死亡”事件的教训也值得深思。“比如说，在今后的操作中，怎样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在立法补充上，能不能建立一个两人以上专家构成的仲裁委员会，遇见类似的情况后，迅速地做出裁定。”
●成立社会工作部沟通医患
为了解决医患矛盾，在成立了医患关系办公室之后，今年年初，协和医院又成立了社会工作部来加强医务人员与患者间的沟通。
盖小荣，北京协和医院社会工作部的主任。此前，她曾经在该院医患关系办公室工作过6年。据她介绍，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协助医患之间的沟通，疏导医患过程中的抱怨。“医患之间的矛盾，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由于专业知识的壁垒，病人的确需要知情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医生的话，患者很难‘听懂’。”
盖小荣举了个例子，有一位病人曾经向她抱怨，医生给他讲了半个钟头，他一句没听懂。盖小荣表示，尤其是大医院，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很多，医生不可能为每个患者都花费过多时间去解释病情，这就需要有人来把医生的话转化为通俗的语言耐心讲给患者。此外，患者的期望值过高，不能面对现实，也是容易和医生产生不融洽的一个原因。这两者间的中间角色扮演者就是社会工作部。
盖小荣介绍说，老协和医院早就有社会工作部。现在等于说是把它重新拾起来。“在国外，100张病床必须要有1个社会工作者。他们的任务就是了解患者，减轻医生的负担。目前，协和医院社会工作部共有4名工作人员，负责该院东院的800张病床。而在上世纪30年代，协和医院200张病床就有30名社会工作者。” 盖小荣介绍说，卫生部也已经认识到这些社会工作人员在改善医患关系中的作用，并对此展开了调研。（本版文字 除署名外均由特约记者 范睿平采写 本版摄影 特约记者 范睿平）
新闻链接
13位人大代表联名医患议案
“孕妇死亡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仅仅从孕妇的丈夫当时不签字，并不能把这一原因归结到医患关系紧张上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中心B超室主任、教授张丹表示，“但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医患关系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话题。”作为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张丹曾经在2006年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牵头提出过一个“关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几点建议”。
这份编号为“第1229 号”的代表建议，联名建议的代表人数达13人之多，在当时上千份的建议中也并不多见。
在该建议中，张丹等代表重点阐述了“医患矛盾”的内容――“医患关系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只要是人与人打交道，就会存在矛盾。患者就医从政府包干过渡到个人支付的比例逐渐增多必然会导致患者心理承受能力的下降。由于政府投入过低，又导致医患关系变为经济利益关系。”
此外，建议表示，也要看到“非盈利性医院为患者提供的是基本医疗服务，医院的就诊时间有高峰，也有低谷，不能要求医院在高峰期限定排队就诊或取药的时间，也不能苛求限定患者做各项检查的等候时间。要求医院像机械化工厂生产零件一样诊治患者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乎情理的。其结果必然会将医患关系扩大化，增加医患矛盾。”
医生子女
逾8成不愿从医
北京市的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中心B超室主任、教授张丹代表无不遗憾地向记者透露，正是由于外界对医患矛盾的片面理解，整个社会舆论对医务人员产生了很不利的氛围，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医务行业的发展。“你可以去做个调查，看看现在还有多少医生的子女愿意做医生。过去那种医学世家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
这个观点在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那里得到印证。2005年，在她做的一个调研中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从各个高校的报考中可以发现，8成以上医生子女不愿从医，而是选择经贸等其他专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李新萍也表示，医生的子女不愿意再当医生，这个数字甚至能达到80%到90%。
李国清要在上面签字的儿子白内障手术“同意单”。
某医院“致病友们的一封信”。上面明文规定，不接受患者及其亲友的‘红包’、物品和宴请。
张丹代表还强调，社会的进步，使患者逐渐提高了个人保护意识，医疗纠纷的比例也在增加。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在成为医疗纠纷被告时，还要为法官提供必要的证据，即所谓的“举证倒置”。而这一后果是，“为了规避以后可能出现的官司纠纷，迫使医方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既要完善必要的检查，还要尽可能实施更多的相关检查，以保证一旦成为被告时，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其结果必然是既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也加大了医患矛盾。”
李卫平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医务行业是在背黑锅。公立医院其实是政府职能的载体和延伸，它不仅要治疗，而且要承担防病、教学和研究。在这个角度上，政府就应该担当更多的宣传功能，指导大众正确就医，宣传日常保健、卫生政策。
同仁医院党支部书记李新萍认为，尽管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患者对医学知识的缺乏和对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专家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一个事实是，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楼大门的右侧，竖立着一块醒目的大布告牌。布告的内容是“卫生部、公安部要求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的通告。该通告的第四条为：“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要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良好医患关系。医患双方发生医疗纠纷时，患者和家属应按法定程序解决医疗纠纷，不得寻衅滋事。”
积极应对
●建议成立专家仲裁委员会
对于此次“孕妇死亡”的事件，同仁医院党办负责人杨敦干也有他的看法。如果仅仅因为患者没有专业知识或者无法自己行使决定权时，就让医生代替行使的话，那么以后医生就有任何理由来侵犯病人的决定权。其实，理性地看，法律如此刻板地设定最终是为了保护患者。
向红丁认为，此次“孕妇死亡”事件的教训也值得深思。“比如说，在今后的操作中，怎样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在立法补充上，能不能建立一个两人以上专家构成的仲裁委员会，遇见类似的情况后，迅速地做出裁定。”
●成立社会工作部沟通医患
为了解决医患矛盾，在成立了医患关系办公室之后，今年年初，协和医院又成立了社会工作部来加强医务人员与患者间的沟通。
盖小荣，北京协和医院社会工作部的主任。此前，她曾经在该院医患关系办公室工作过6年。据她介绍，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协助医患之间的沟通，疏导医患过程中的抱怨。“医患之间的矛盾，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由于专业知识的壁垒，病人的确需要知情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医生的话，患者很难‘听懂’。”
盖小荣举了个例子，有一位病人曾经向她抱怨，医生给他讲了半个钟头，他一句没听懂。盖小荣表示，尤其是大医院，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很多，医生不可能为每个患者都花费过多时间去解释病情，这就需要有人来把医生的话转化为通俗的语言耐心讲给患者。此外，患者的期望值过高，不能面对现实，也是容易和医生产生不融洽的一个原因。这两者间的中间角色扮演者就是社会工作部。
盖小荣介绍说，老协和医院早就有社会工作部。现在等于说是把它重新拾起来。“在国外，100张病床必须要有1个社会工作者。他们的任务就是了解患者，减轻医生的负担。目前，协和医院社会工作部共有4名工作人员，负责该院东院的800张病床。而在上世纪30年代，协和医院200张病床就有30名社会工作者。” 盖小荣介绍说，卫生部也已经认识到这些社会工作人员在改善医患关系中的作用，并对此展开了调研。（本版文字 除署名外均由特约记者 范睿平采写 本版摄影 特约记者 范睿平）
新闻链接
13位人大代表联名医患议案
“孕妇死亡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仅仅从孕妇的丈夫当时不签字，并不能把这一原因归结到医患关系紧张上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中心B超室主任、教授张丹表示，“但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医患关系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话题。”作为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张丹曾经在2006年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牵头提出过一个“关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几点建议”。
这份编号为“第1229 号”的代表建议，联名建议的代表人数达13人之多，在当时上千份的建议中也并不多见。
在该建议中，张丹等代表重点阐述了“医患矛盾”的内容――“医患关系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只要是人与人打交道，就会存在矛盾。患者就医从政府包干过渡到个人支付的比例逐渐增多必然会导致患者心理承受能力的下降。由于政府投入过低，又导致医患关系变为经济利益关系。”
此外，建议表示，也要看到“非盈利性医院为患者提供的是基本医疗服务，医院的就诊时间有高峰，也有低谷，不能要求医院在高峰期限定排队就诊或取药的时间，也不能苛求限定患者做各项检查的等候时间。要求医院像机械化工厂生产零件一样诊治患者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乎情理的。其结果必然会将医患关系扩大化，增加医患矛盾。”
医生子女
逾8成不愿从医
北京市的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中心B超室主任、教授张丹代表无不遗憾地向记者透露，正是由于外界对医患矛盾的片面理解，整个社会舆论对医务人员产生了很不利的氛围，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医务行业的发展。“你可以去做个调查，看看现在还有多少医生的子女愿意做医生。过去那种医学世家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
这个观点在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那里得到印证。2005年，在她做的一个调研中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从各个高校的报考中可以发现，8成以上医生子女不愿从医，而是选择经贸等其他专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李新萍也表示，医生的子女不愿意再当医生，这个数字甚至能达到80%到90%。
李国清要在上面签字的儿子白内障手术“同意单”。
某医院“致病友们的一封信”。上面明文规定，不接受患者及其亲友的‘红包’、物品和宴请。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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