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案情】
患者毛鑫（化名），男，时年23岁，未婚。2016年5月27日，患者因“反复双下肢红斑伴疼痛4月余”入住被告江苏省人民医院综合内科病房，入院诊断为“1.血管炎、2.肺结核”，6月28日修正为“1.结节性红斑、2.肺结核”。同日，患者行CT检查示：纵膈内及左侧肺门钙化淋巴结；脾门处可疑环形稍高密度影，结合腹部CT。直至患者死亡，被告未有行CT检查医嘱。7月9日17:14临时医嘱：肝胆胰脾彩色多普勒。7月13日，患者再行肝胆胰脾B超检查示：脾大，脾静脉增粗迂曲，胰腺因气体干扰显示不清。7月14日13:45，护士巡视病房，见患者倒于卫生间，无自主呼吸。17:35患者经抢救无效，被宣告死亡。
患者死亡当日，家属即联系至本所主任、医学硕士王金宝律师，王律师明确建议家属申请进行尸体解剖以明确死亡原因，并同意作为患方代表到场观察尸检过程。经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于2016年7月18日对患者进行了尸体检验。
经过尸检观察并阅看住院病历资料，王金宝律师明确认为：医方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和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医疗责任应该较大。死者父母遂委托王金宝律师作为代理人，于2016年8月初即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
【争议焦点】
患方认为：医方医疗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全部责任。
医方认为：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卫生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不存在过错。
【鉴定意见】
一、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
2016年9月28日，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了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认定患者死亡原因为：患者符合因脾动脉破裂致腹腔内大出血而死亡。
二、南京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意见。
受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委托，南京医学会于2016年12月7日组织召开了本案医疗损害鉴定会，并出具了如下鉴定意见：医方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轻微因素。
三、江苏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重新鉴定意见。
市级鉴定意见作出后，原告不服，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并得到准许。
2017年6月6日，受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委托，江苏省医学会组织召开了本案医疗损害鉴定会，并出具了如下鉴定意见：医方医疗行为中存在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同等因素。
医学硕士、本所主任王金宝律师作为患方代理人，亲自参加了两级医学会组织的医疗损害鉴定会，并根据案件事实以及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提出了详尽的患方陈述意见。
【一审判决】
依据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医院对患者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一次性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63805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以两原告虽为农民，但未丧失劳动能力、且有一定的务农收入来源为由，未予支持。
对于一审判决，原告不服，继续委托医学硕士、本所主任王金宝律师代为提出上诉。
【二审判决】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了终审判决：维持上述的一审判决事项；改判增加被扶养人生活费66000余元；医方共计赔偿患方529887.5元。
【申请再审】
委托人因对二审判决依然不服，于2018年3月继续委托本所主任王金宝律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本案审查过程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考虑到委托人的实际情况及本案实际案情，予以了申诉人一定的司法救助，申诉人撤回申诉。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准许撤诉的裁定，本案结案。
【医事法律评析】
医方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与患者腹部病情加重直至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具体理由如下：
一、经治医护人员对于患者腹部异常病情，尤其是影像学检查提示的脾脏异常，未尽到基本注意义务，未及时采取措施以查明原因，并实施相应治疗，而是放任病情发展，导致患者因脾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患者住院期间多次反映左腹部疼痛不适，病程记录也多次予以记载，影像学检查也有相应表现，但医方未予基本重视，未采取任何诊治措施。
2016年6月28日下午“多排CT胸部平扫”显示：脾门处可疑环形稍高密度影，直径约2.1cm。建议：结合腹部CT。但直至死亡，医方未行腹部CT检查。
7月8日12时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记载：“今日有腹痛……查体：腹部轻压痛，无反跳痛”，但处置措施中没有任何相关事项。
7月11日16时病程记录记载：“自诉左腹部疼痛，食纳睡眠可，大小便正常不剧……查体：腹部无压痛、反跳痛”。无任何处置措施。
7月13日上午肝胆胰脾B超检查显示：脾大。脾静脉增粗迂曲，请结合临床。7月14日12时副主任医师代主治医师查房记录，对该次B超检查结果也有记载，但处置措施中依然没有任何相关事项。
整个护理记录中，也没有任何与患者腹痛有关的内容。7月8日至13日的护理记录，内容极其简单，仅各有1到2次记录。
二、7月13日B超检查诊断“脾静脉增粗迂曲”存在明显不当，对临床科室的诊疗思路起到了严重的误导作用。
脾脏解剖学显示：脾静脉走形较直，与脾动脉的弯曲形成鲜明对照；而且脾静脉的行程较恒定，位于脾动脉的后下方，走在胰后面的横沟中。
由上述可知，就正常成人而言，容易形成血管迂曲甚至是血管瘤的应当是脾动脉，而非脾静脉。就本例患者而言，入院查体肝功能正常，肝炎指标正常，本次B超检查也显示肝脏完全正常，因此没有肝炎肝硬化造成的门静脉高压所致的脾静脉增粗迂曲。因此，从临床诊断思维程序角度，医方B超医生首先应当考虑到迂曲增粗的是脾动脉，而非脾静脉。
此外，就医疗安全而言，相对于脾静脉增粗迂曲，脾动脉迂曲/脾动脉瘤的存在，是一个危及患者生命的巨大隐患，应当及早明确诊断，并实施手术治疗。
尸检结果也证实，患者马富饶所患确系脾动脉增粗迂曲/脾动脉瘤，而非脾静脉增粗迂曲，“符合因脾动脉瘤破裂致腹腔内大出血而死亡”。
患方认为，医方B超医生违反超声检查规范，在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条件下，未对脾门血管分布情况进行详述，误将脾动脉增粗迂曲/脾动脉瘤诊断为脾静脉增粗迂曲，严重误导了临床经治医生的判断。
三、经治医护人员未能尽早发现患者的病情突变，贻误了早期抢救的时机。
7月13日9点至7月14日13点35分没有护士巡房记录，不符合医方所确定的二级护理规范要求。虽然7月14日17时30分抢救记录记载，该日午间13时35分护士巡视病房时，“发现患者倒卧于卫生间地上，呼之不应”，即予以抢救。但患者之前的状况，尤其是生命体征的变化如何，患者究竟何时发生病情变化，均不得而知。
四、抢救过程存在明显缺陷。
发现患者倒地后，经治科室请相关科室协同抢救的时间存在明显延迟。
请麻醉科行气管插管，在发现后的40分钟。实际操作时间必然更加滞后。临时医嘱显示，请麻醉科会诊的时间为7月14日14时15分。
请心内科会诊时间为14时37分，在发现后的1小时余。
请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会诊时间为16时14分，请胸外科会诊时间为16时16分，请神经内科会诊时间为16时21分，均在发现患者倒地2个半小时后，明显延误抢救。
此外，医方未请普外科会诊，进一步说明内科经治医生自始至终均忽视了患者的腹部异常。
五、医方的上述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关系。
尽管B超医生诊断的“脾静脉增粗迂曲”，严重误导了临床经治医生的判断，但根据脾脏疾病的诊治规范，患者有脾大，有持续存在的左腹部疼痛这一临床症状，也有CT及B超等影像学的基本证据，若再能根据影像科室的建议采取进一步的诊断措施，患者即完全具备了进行剖腹探查的指征。而在直视手术下，一切均可迎刃而解。
但遗憾的是，医方经治医师以及护理人员，没有对患者的“脾大”以及“脾门处可疑环形稍高密度影”（对应于B超的“脾静脉增粗迂曲”），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未进行腹部CT检查，未将持续存在的腹痛与影像学检查结果相结合进行分析判断，未请外科会诊，未对血压、脉搏等相关生命体征进行监测，而是完全忽视了上述异常的存在，放任了病情的自然发展，甚至还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长期使用有出血倾向病人禁用的药物贝前列素钠片。该药有可能是引发脾动脉瘤破裂出血的主要因素。
死亡病例讨论记录显示，医方对于患者死因，有“心源性猝死”、“死亡原因暂不明”以及“大的血管炎形成血栓，后栓塞死亡”等考虑，但没有提及腹部疾病，尤其是脾脏血管异常因素。
患方认为，若能及时发现并实施手术治疗，脾动脉瘤破裂及患者死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患者已被诊断的自身内科性疾病，不可能导致死亡。